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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资深律师:对组织卖淫案件的证据审查注意要点

时间:2020-12-17        

(一)卖淫、嫖娼人员在行政程序中的言词证据不具有刑事证据资格

组织卖淫案件往往以公安机关检查宾馆、酒店、娱乐会所的行政检查管理形式启动,首先在现场抓获若干正在实施卖淫、嫖娼人员和若干未正在实施卖淫活动的卖淫人员,再对相关场所的负责人以组织卖淫进行刑事立案。依照刑法的规定,卖淫嫖娼活动不属于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一般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收集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物证,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将上述证据、材料并入刑事案卷,作为证明卖淫活动存在和指向被告人从事组织卖淫活动的基础性证据以及认定被告人组织卖淫人数的主要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即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收集的实物证据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要求的,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对于行政执法活动中收集的言词证据,不得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而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重新予以收集。这是因为言词证据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容易发生变化,对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律法规取证的程序要求明显不如刑事诉讼严格。在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进行重新收集,让证人在更为严格的刑事诉讼权利、义务背景下叙述事实,能够保证其证言具有较强的可信性,也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第972号指导案例《王志余、秦群英容留卖淫案——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以及重新收集的言词证据是否在程序上具有特殊要求》中指出:“(一)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只有经过侦查机关依法重新取证的才具有刑事证据资格;(二)重新收集的言词证据,不能依照治安处罚法的规定程序提取,且需经庭审质证、查证属实方可作为刑事定案证据使用”,并认定:“本案一审中,检察机关仅向法院提供了重新收集的9名嫖娼人员及2名卖淫女的证言用以质证,对其余10名嫖娼人员的取证情况未予说明。……一审法院充分考虑上述证据材料的程序瑕疵以及与其他证据间的矛盾,经庭审质证后,排除其证据资格并无不当。”这一案例对此类案件办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


(二)物证、书证提取的合法性问题

在发现卖淫嫖娼活动后,公安机关会对卖淫场所进行搜查并扣押有关物品,实践中,查获的大量计生用品、情趣用品并未登记造册,由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字,在案卷材料中往往仅有现场照片等材料代替。账册等重要书证往往缺少保管人或者见证人签字,现场搜查、检查笔录往往不完整。这类证据材料在证据在真实性、合法性上存在瑕疵,此类辩护观点在毒品案件辩护中较常提到,在此不再赘述。


(三)非法获利数额证据的相关问题

认定非法获利数额,直接影响定罪量刑问题。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往往没有完整账册,收款往往多头进行,除了POS机和现金方式收款外,大多数以二维码进行收款,收款人为并不一定是专职的财务人员,收款的电子账户存在其他原因产生的收付款,不同账户之间还存在相互转账的问题。办案机关认定非法获利数额主要以手机截屏中的流水为准,并没有前往微信等公司调取原始转账凭证,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司法审计,这些证据既不能准确区分各笔转账的性质,也不能准确证明转账的真实性和具体数额。这一问题,不同于一般量刑情节,在部分案件中可能直接影响到法定加重刑的适用,因此应当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对此应特别注意。


(四)电子数据提取的合法性问题

除了前述的转账记录外,办案机关往往以被告人组建的微信群的对话作为证明被告人组织卖淫的证据。以上证据,均属于电子数据,应当按照电子数据的要求对证据进行审查。但实践中,办案机关往往并没有依照《电子证据数据现场获取通用方法》、《手机电子数据提取操作规范》等有关技术规范进行提取,而是以打印手机截屏的方式固定证据,并要求当事人在其上签字确认属实,以上操作,无法保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同一性、完整性、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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